编者按：Jeroen de Kloet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生， 此文原于日本Kanazawa 97年7月的第9届国际音乐文化研讨会上发表，它是根据作者92年在厦门及95年春、96－97年冬、97年夏在北京的经历和研究写成的。De Kloet目前已经结束在北京大学的学业返回阿姆斯特丹。】

　　一、引言

　　1989年的事件构成了新中国转变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后，共产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十三亿民众来说已经越来越失去其统治意义上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文化思想，这种思想以一群文化界和商业界的精英份子打头，主张跨越地区沟壑，消除政治分岐，将大陆、港澳、台湾三地的文化相融合，突出"大中国"的华人文化特色，同时保持传统的孔夫子主义价值观，并将这种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新思维下的行为模式以中国为范例：在开放市场、吸引外资的同时，不忘封锁西方卫星电视频道，抵抗西方文化思潮的"侵入"。

　　一些中国人探索构建新文化形式的新路线，而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摇滚无疑是这种探索过程中最终适合年轻人的新文化──它与由家长和学校灌输的英雄和榜样模式迥然不同。而最终，这种文化也在民族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之间找到了支撑──北京是摇滚乐的中心，不仅仅是在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摇滚乐的中心。

　　本文着重论述中国摇滚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我认为中国摇滚的政治性影响已经被许多西方评论家过分夸大了，这种夸大主要是由几种基于意识形态出发的错误论断而造成的。追溯中国摇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年月，摇滚在中国，既是一种潜在的反政治力量，在另一方面，却也与政治潜相呼应，互为依附。

　　下面我将先从北京的摇滚文化说起。

　　二、边缘人

　　1985年，中国第一位摇滚乐巨星崔健推出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这首歌曲后来成了1989年学生运动中的"主题歌"），它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鲜而且多样的摇滚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直到今天，大多数的摇滚艺人依然在社会的间隙中演出、生存，许多乐队靠着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过活──他们写自己的歌曲，但通常这些歌曲被禁止在电视和电台里播放。

　　大多数的中国摇滚乐歌词表达的是私人情感，如惶恐、希望、孤独等等，1989年的运动激发了这种个人情感的表达。虽然绝大多数的摇滚艺人并没有参加那一年的运动，但是1989对中国摇滚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超载乐队主唱高旗在1995年接受的一次西方采访中说道："89年以前我们是理想主义者，89年以后我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89之后，许多东西都变了。我变了，我的音乐变了。一些人还在写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歌曲，但是这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我主要写一些反映自我生存状态的东西"。

　　中国摇滚通常只述发个人情感，很少有涉及政治的。但是那种抑郁绝望的表达基调确实会对现有的环境造成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把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看得远远超越于个人利益。近年来，摇滚乐歌词进一步走向直接浅白，在朋克乐队"苍蝇"的一首"兴奋的不是你"中，主唱丰江舟这样唱道：

　　我真希望

　　笑的不是嘴

　　而是肛门

　　发硬的不是尸体

　　而是拐根（注：阴茎）

　　我真希望

　　兴奋的不是你

　　我真希望

　　发硬的不是你

　　中国摇滚乐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日趋专业化和多样化。乐队的风格包括了说唱、NEW WAVE、和GRUNGE等形式。在国际上也日渐得到认可。1993年，一些乐队在德国举行了巡演，崔健和眼镜蛇去过美国演出，王勇则去过英国；一些外资唱片公司相继与中国乐队签约；跨国的音乐频道播放中国摇滚歌曲。在此之中，一家以台湾为本土的摇滚厂牌──魔岩公司对中国摇滚的支持尤其值得一提。另一家港资的唱片公司红星也在扶持大陆摇滚乐方面下了重资。实际上，中国摇滚乐的国际化和商业化得益于1992年以来政府对媒体政策的改革，从那以来，中国媒体的商业性明显加强，理论性控制则被相应地削弱。